1950年，我有幸调至毛主席的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在这27年的岁月里，我先后从副中队长升至中队长，直至副大队长。尤其是最后十年，我始终未曾离开过毛主席的左右。我的职责具体包括：负责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驻守在毛主席的住所值班，并伴随毛主席进行巡视。在这期间，我遭遇了诸多挑战，不时面临委屈与各种突如其来的危险。其中，尤以“九一三”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毛泽东与陈长江

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往日充满自信的毛主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或许是察觉到了某种征兆，亦或是预感到了不祥，他的脸上鲜少再露出笑容，也不再以幽默逗趣，食欲不振，夜不能寐。

在某个清晨时分，毛主席外出散步，我照旧紧随其后。毛主席询问我门口的哨兵是否配备了枪械。通常情况下，毛主席并不提倡携带武器，因此我们的哨兵配置较少，且多数身着便装。我回答道，哨兵们不仅携带了手枪，还配备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弹药充足，足以应对一二百敌人的挑战。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强调有坏人的存在，必须提高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与中办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紧急召见我，指示我立刻着手安排毛主席南巡期间的安保工作。他们着重指出，去年庐山会议遗留的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当前局势愈发复杂，部分地区仍处于武斗状态，铁路沿线的治安形势亦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详细交代了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以及相应的处置原则和注意事项。

张耀祠指出：尽管这并非你们首次外出，但此次之行确实面临诸多新挑战，可能遭遇的麻烦、困难和危险或许前所未有，绝不可掉以轻心……两位主任将此次外出的随卫任务描述得如此严峻，我并不感到意外。对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我也有所耳闻。

一日，毛主席于中南海游泳池畔漫步，向我谈及军队当前的状况，称其颇为混乱，部分官兵不遵令而行，亟需进行一番整顿。我回应道，主席，我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与战士，皆衷心服从您的指挥，未曾有过违逆之举。毛主席却言，你不曾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对此并无太多了解。

因此，在本次外出行动的筹备与组织阶段，我们倾注了极大的细心与周密，号召全体干部与战士以满腔热血和宝贵生命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毛与员工

南下武汉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亲赴武汉开展南巡。

毛主席素来平易近人，不事奢华，无论出行还是接待，均不要求他人送行，即便是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此次出行亦然，他登车后，专列随即启动。沿着京广线一路南行，首个停靠站为石家庄，进行检修和加水，仅停留15分钟后便继续前行。第二个站点是郑州，同样只停留了15分钟，于8月16日下午抵达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沿武汉市区行驶，途径蛇山、龟山，跨过长江大桥，入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

当晚，毛主席亲自召集了当地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举行会议。此行仅汪东兴陪同，随行人员亦较往常大为减少。因此，毛主席交待的重要事宜，均由我们负责处理。翌日，毛主席接连主持了两场会议，而在25日和27日，他又分别召开了两次。在此期间，他还分别与刘建勋、王新、刘丰，以及后来的华国锋等人进行了交谈。我负责接待宾客，并未参与会议。汪东兴召集我们随行小队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精神，要求我们深刻领会其核心内容，并着重强调了提高警惕、加强警卫工作的重要性，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8月27日，下午两点整，毛主席乘坐专列踏上南下的征途。此次出行，与往昔有所区别，陪同毛主席一同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一行人。毛主席安坐于会客室中央的沙发上，刘丰等官员则分列两侧，落座于长沙发之上。

服务员完成倒水的工作，正准备退场，毛主席却忽然指示她唱起《国际歌》。随着服务员轻柔的歌声响起，毛主席用手在茶几上敲打出和谐的节奏，嘴巴也随之起伏，宛如在哼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动人的旋律所感染，纷纷加入合唱。

当《国际歌》的第一段旋律缓缓落幕，毛主席仍轻打着节拍，服务员紧接着吟唱了第二段，应和之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首激昂的大合唱。随后，众人轮流高歌，毛主席则逐段发表见解，其中“为真理而斗争”与“要团结”的论述尤为频繁。毛主席指出，《国际歌》与列宁的著作《欧仁·鲍狄埃》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与立场，其中传达了奴隶们为追求真理而奋起抗争的精神。毛主席还提及，在庐山会议上，他曾撰写了一篇700字的文稿，探讨了奴隶创造世界的这一根本性问题。随后，主席与大家一同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每一条都需铭记于心，现今却有几条已经模糊不清；他还强调，不仅要学会歌唱，更要身体力行。

抵达长沙后，刘丰一行人与我们告别。至于毛主席为何将他们从武汉迁移至长沙，我至今未能获得一个确切的解释。

1964年，毛与张玉凤合影。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的傍晚，我抵达了长沙。毛主席便入住于蓉园一号楼，那是他心系的故乡省会，也是他青年岁月中投身革命活动的热土，他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然而，此番来访，毛主席并未如以往那般漫步游览，而是投入于紧张的工作中，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领导进行会议与交谈。

某日，毛主席身着毛巾布质地的睡袍，邀请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与政委刘兴元进行交谈。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小型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列席。会议在毛主席居住的一号楼内举行，我负责引领与会人员入场，并在门口担任值班工作。

这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不论是卫士还是秘书，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警卫部队的成员。担任主席卫士的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方面则由后来任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负责。那时，张玉凤刚来不久，主要是做些勤杂事情。虽说有这么个分工，但我们经常是一人身兼几职。

毛主席与丁盛等一行人畅谈了逾两小时。交谈落幕之际，我缓缓推开房门，一股凉爽的微风随之涌入。室内空调温度设定在23度左右，而室外气温已攀升至30度以上。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并无任何障碍，丁盛与刘兴元面露喜色，信心满满。毛主席逐一与他们握手，而他们身着军装，急忙行礼致敬。

毛主席指示道：“国锋同志，立刻穿上军装，接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一职，全面负责军区事务。”他接着对丁盛与刘兴元言道：“如有事务，可直接与他商讨。”丁盛、刘兴元纷纷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会遵从指示。”华国锋亦承诺，必将全力抓好广州地区的工作。随后，华国锋与汪东兴一同将丁盛、刘兴元送至门外，随后二人转身返回室内。约莫十数分钟后，华国锋方才离开。

翌日，汪东兴向我们转述了毛主席的严厉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匪浅，交往频繁，如今黄永胜失势，你们却似乎受益！……我坚信我军不会反叛，更不相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发动叛乱！军队之下还有师、团，以及各级司政后机关，你们调动军队干坏事，难道要听命于你们？！……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捧为天才，这究竟有何益处？

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汪东兴并未指名道姓，我们亦不便深究细节，然而心中难免忧虑，不知是何地、何人又陷入了重大困境。

在长沙逗留四日的时间里，毛主席日程紧凑，频繁召集会议、进行交谈。根据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与工作部署，我们警卫人员多次进行深入研讨，总体感受到形势的严峻性，强调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人员抑或是守卫哨兵，均需做好应急准备，无论遭遇何种情况，务必能够迅速出动，坚守岗位，确保毛主席的安全无虞。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的专列从长沙启程，转向东方，抵达江西南昌。毛主席下榻于市区十余里外的一处山坡别墅，环境幽静。此处，他曾在1962年南巡期间短暂停留。

在南昌，还是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毛主席点出“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教育过来，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不可能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莅临现场，他身着简洁的白汗衫搭配军装裤，引人瞩目的则是那双由麻绳与布条精巧编织而成的凉鞋。鞋面上，一朵鲜艳的“红花”绽放，成为他独树一帜的装扮亮点。

毛主席与许世友长谈一番，终将许世友送至门外。临别之际，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仍旧热衷于狩猎。许世友答曰：“当然。”毛主席闻言，不禁开怀大笑，并与他热情握手。翌日，我便目睹了许世友手持猎枪，前往机场附近的草滩，继续他的狩猎之旅。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距离南昌只有一小时车程。李讷大学毕业后，化名肖力，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她经常出面处理问题，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之后成了《解放军报》副总编，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毛主席很生气，一定要李讷下去劳动锻炼。毛主席到南昌时李讷已经劳动一段时间了，我们以为主席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又很关心她锻炼得怎么样，一定会叫她来谈一谈。但主席直到离开南昌，也没有见李讷一面。

毛与职员

9月初杭州不安

9月3日，专列抵达杭州。列车尚未完全停下，毛主席便立刻召集浙江省的主要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人进行会谈。在谈话中，他深入讨论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容，随后，大家一同高唱了《国际歌》。毛主席还着重阐述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摒弃修正主义；必须致力于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必须行为光明磊落，坚决抵制阴谋诡计。

谈话结束，毛主席方才迁居至位于夕阳山脚、西湖畔的刘庄一号楼。每次莅临杭州，毛主席都偏爱此处居住，此间亦曾举办过多场重要会议。我仍旧保持着旧时的习惯，从近至远逐一审视周边的环境。

一号楼原本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其院内宽敞，古柏苍翠，枝叶繁茂。越过一座并不高峻的小山，便能望见巍峨的雷峰塔。尽管地形并无显著的变化，但服务人员的面孔却换成了不少新面孔，男女皆显得训练有素。经我一询问，方知这些人员是为了此次任务而特地挑选的。此外，外围的警卫也有所调整，原先浙江省公安机关的熟面孔都已退至一旁，取而代之的是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在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唯有他一言九鼎，握有省军区和治安的大权。

我留意到，毛主席似乎有所发现，因此在杭州的逗留期间，他的情绪显得愈发不安。目睹毛主席如此状态，我们亦随之感到心绪不宁，尽管我们尚不明白个中缘由。

在那个黄昏时分，我正站在礼堂前的大榕树下，向部队讲解形势和注意事项。干部和战士们身着便服，坐在简陋的小马扎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约有四五十人之多。毛主席在两位同伴小商和小吴的陪伴下，悠然散步至队伍前方，众人随即热烈鼓掌欢迎。

我上前报告：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毛主席摆摆手，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我从来没有指挥过，正为难，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说，毛主席说了，你是队长，不指挥还行？！

我鼓起勇气，带领大家齐声演唱了两遍《国际歌》。毛主席听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称赞我们的演唱相当出色，并指示我们再唱一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结束后，我询问毛主席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轻轻挥动手臂，表示满意地说，你们的歌声洪亮有力，不仅要学会歌唱，更要身体力行，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都要服从指挥。

此次南巡，毛主席的活动区域颇为广泛，与之交往的人物亦颇为众多，其中不乏林彪一派的人物。恰在此时，汪东兴召集我们几位干部举行会议，他提及前些日子所阐述的“三要三不要”，实有深意。党内有人意图分裂，有人不遵号令，目前局势颇为复杂，大家需提高警觉，以防有人暗中破坏。我迫切想知道所指之人，以便心中有数，做好防范。然而，鉴于长期从事警卫工作的习惯，我深知此刻不宜提出任何疑问，关键是要做好应对准备。然而，此次来杭州，显然与往次大不相同，这一点显而易见。

昔日，毛泽东主席莅临杭州时，对浙江省委及省公安厅的同事们既表示出深厚的尊重与关爱，亦怀有亲切之情。然而，近日却不知何故，毛主席对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一次会面中，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询问陈励耘与吴法宪的关系，并质问他们在庐山上所采取的行动，提及了陈励耘以及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等人。陈励耘回答时显得语无伦次，显得十分尴尬。

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毛主席所察觉到的可疑迹象愈发增多，他对陈励耘等人的信任亦日渐减弱。9月8日的深夜，我们刚刚用过夜宵，毛主席突然下令，要小商立刻通知专列，火速转移至百里之外的嘉兴。我心中不禁猜想，或许是我们的专列停靠在了一个分岔的轨道上，目标过于显眼，有人已经认出了毛主席的专列。然而，毛主席为何要在深夜紧急调动专列，他始终未曾向任何人透露其真正原因。

毛与员

往上海见王洪文

9月10日，如同往常，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并无特殊安排。上午，我们与驻地的警卫营展开了一场篮球赛，比赛异常激烈。在这炎炎夏日，场上的球员们汗流浃背，宛如刚从水中走出。比赛一结束，我们便赶紧洗澡、洗衣，以洗去身上的热汗与疲惫。

午时刚过，毛主席突然决定乘坐专列出行，却并未透露具体的行踪，只是吩咐不要将此事告知陈励耘等人。此时，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湿透的军装尚存雨意，战士们向我请示应对之策。我指示他们，将湿透的衣物用雨衣妥善包裹，随身携带。

鉴于形势的复杂性与我们尚无法确切知晓敌人的身份与藏身之处，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我已部署前卫车与后卫车的分队人员先行进入车站。前卫车需提前数分钟出发，而后卫车则需负责监控车站的进出口及乘车点，仅保留30余人跟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坐小车先行开道，毛主席则由汪东兴陪同，乘坐小车居于中段，警卫部队则乘坐一辆面包车殿后。从启程至登车，整个过程均进行得十分顺利。下午3时，专列从杭州车站驶出，驶向上海方向。

后来，我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在刘庄工作的相关人员中，有人暗中向毛主席举报，陈励耘曾指使他留意主席的行踪。另外一位与主席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通过他人传信，透露有消息指出在杭州有人正在秘密装备飞机。还有人对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表示不满，认为其“妨碍了事”。这些异常迹象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他果断决策，下令撤离杭州。傍晚时分，专列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二十余年间，毛主席凡至上海，无不逗留数日。据此，我们亦遵循旧例，做好了下车驻足的准备。然而，此次毛主席却未下榻，反倒是将上海市的党政军要员，诸如王洪文、马天水等人，召集至专列之上，进行会议或交谈。一番长谈过后，他们乘车离去。我们在火车上享用了晚餐，并计划在此过夜。

在当夜的21点和22点，汪东兴召集了我们几位，包括秘书和卫士。他手持一本小册子，一页页翻阅，有针对性地传达了毛主席最新的谈话要点：庐山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仍需进一步解决……军队的整顿是必要的，我坚信我们的军队不会背叛。

汪东兴话音未落，随即翻阅至下一页。直至1972年3月，我才在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时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记录》中得知，汪东兴之前跳过的内容竟是：“他们意图隐瞒，连总参二部的高级干部都不得知晓，这如何可行？”汪东兴指示我们加强专列周边的安保工作，对关键区域增设双岗警戒，并要求加强干部值班。据此，我们迅速增加了五六个哨位，并设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小组，哨兵们还配备了冲锋枪。

11日的上午时分，许世友莅临，我引领他至毛主席车厢门前，汪东兴随后将他迎入，双方交谈近一个半小时，直至中午时分才告一段落。毛主席并未挽留他共进午餐，只是告诉他：“你自便用餐吧。”待我将许世友送离车站，他告知我：“请主席安心，南京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均听从党中央的号令，我们已做好周密安排，万事俱备。”

我们的列车自上海启程，驶向南京。当18时左右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我见到许世友司令员已在车站等候。我向主席提及此事，主席回应道：“上午已经见过，也已充分交谈，就让他回去休息吧。”我遂下车告知许司令员，然而他并未离去。在列车加水完毕，启动前15分钟，我再次看见许司令员依然在那里向我们挥手道别。

9月12日点林彪的名

专列穿越长江大桥，向北迅猛前进。往昔，列车往往需在蚌埠、徐州等地停靠，然而此次却一路疾行，于凌晨12点抵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本计划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早已预先告知。列车停靠后，我们急忙下车迎接，却只见到了一位副司令员。他告知，杨司令员已前往泰州视察工作，预计需五至六小时方可返回。

我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毛主席提到副司令员已经失踪，并告知我们不久后将在北京开会重逢，让他们先行返回。与此同时，正在给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登上了车。毛主席指示立即启动车辆。车队继续向北行进，越过黄河，直抵天津。在天津停留了15分钟进行加水，之后又迅速前进。在此期间，毛主席又下令在丰台车站停靠。丰台车站与北京站相距不到20分钟车程，然而主席却从未在此处停车，这其中的原因无人能解。

13时10分，列车缓缓停定，车门随之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丰台站的站牌。我引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以及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登上专列，随即离场。他们在列车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期间，汪东兴全程陪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陆续拜读了这几位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方才了解到毛主席是首位洞察北京局势的领袖，他不仅指出了林彪的名字，更深入探讨了预防武装政变的必要措施。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政治警觉，他指示李德生在南口部署一支师级部队，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极端举动。

在送别他们之后，夜色已深，我们方才启程，享用那顿迟来的午宴。原以为这一餐后便可启程，却不料直至17时，仍无启程的消息传来，我们在专列上又续了晚餐。晚餐后，出发的消息依旧渺无音信，直至19时过半，夜幕渐临，我们才接到向北京站进发的命令。驶入北京站，如同往昔，无人迎接，只有警卫局的大小车辆，忙碌地接送人员和搬运物品。我们迅速换乘，一路顺风，终于顺利抵达了中南海。

远离故土已逾月余，日日提心吊胆，尤其是自10日之后，连续数日未能安枕。如今，平安抵达北京，一种久违的释然瞬间涌遍全身。与毛主席同行的汪东兴、张耀祠亦已归家。我妥当安排了哨兵与值班人员，并详细交代了各项注意事项。当夜已深，部队灯火皆熄，我离家时已过午夜。数日未曾入眠，一沾枕头便沉入梦乡。

毛与员工

林彪出逃的当日

尚未安顿片刻，游泳池的值班室便派人紧急传召我即刻返程。睡意尚未全消便被迫起身，我心中颇感不快，然而心中亦深知必有要事发生，遂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西门，抵达游泳池值班室。只见汪东兴与张耀祠两位早已在场，他们脸上显露出严峻的神色。他们每晚需陪伴毛主席，白天则需管理部队，生活作息极不规律，睡眠变得尤为艰难，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也极大。如此被唤醒，实乃非同寻常的苦楚。见到他们，回想起方才的不快，我感到颇为惭愧。

汪东兴向我透露，林彪已逃离，手段是乘坐飞机。听闻此言，我深感震惊，这位副统帅、国防部长，仅次于毛主席的最高领导，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密。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他是如何逃离的？去向何方？”心中急切地希望立刻将他追捕归案。

汪东兴言道：“他已搭乘飞机逃离，旁人岂能轻易阻拦？即便有心，恐怕也无力回天。至于他逃往何方，还需稍作时日方可揭晓。我本想探究详情，但见汪东兴神色紧张，便不便再追根究底。”

然而，很快我便得知，在我抵达值班室之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通过电话向大队长姜作寿汇报，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要求其采取措施，以阻止林彪登机，并确保她的安全。

张耀祠立即向汪东兴做了汇报，短短十分钟之内，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对此事有所了解。与此同时，张耀祠指令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北戴河的张宏源源不断地将新的情报传回，而汪东兴则将这些信息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综合了来自空军、总参谋部等渠道的信息，并将这些情况传达给了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并请他转达给毛主席。

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自山海关机场腾空而起，朝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沿途的雷达设备全程开启，对其轨迹进行严密监控。我心中暗想，根据林彪逃跑的方向来推断，他必定是逃往了苏联。那段时间，苏联在我国边境持续增兵，尤其是在两年前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两国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如今林彪的逃亡，无疑使我国陷入了更加危急的境地。一旦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立刻下达命令，要求中队全体成员起床待命，并将几辆常用的各类车辆也紧急调度到位，以防万一，确保一声令下，即刻能够启动。

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9月13日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向主席汇报：主席的安保问题如何处理？周恩来稍作沉思后回应，建议先安排至人民大会堂，那里的设施较为完善，后续再做具体安排。我们陪同周恩来至门口，目送他匆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尽管家仅数百米之遥，周恩来却选择留在了那里。

主席步出卧房，我察觉到他面色不佳，疲惫与怒气交织。多年来，我未曾目睹主席露出如此神色，然而他并未多言。依旧乘坐那辆吉斯轿车，主席驶离中南海西门，朝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前进。

北京的街头，静谧无声。抵达人民大会堂后，毛主席再度入住那熟悉的118号厅。周恩来不时前来看望，向毛主席汇报最新的动态。夜深人静，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穿越国界，随即在雷达屏幕上消失无踪。我们度过了一段充满忧虑的时光，心头萦绕着对三叉戟去向的无限猜想。

在晨曦初露之际，李讷通过他人之手，将她的婚事报告呈递至毛主席面前，恳请主席的批准。李讷已年满三十二岁，她的婚姻大事牵动着众人的心弦。虽然有人曾为她介绍过几位对象，但均未能修成正果。她和机关中的小李同是待字闺中的同龄人，偶尔之间，她们会戏谑地谈论着何时能上街偶遇良缘，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

毛主席安坐于118厅的长沙发之上，从信封中取出一张16开的红格信纸，凝视良久，却依旧未能透彻理解其内容。他向递信者询问，询问那名男方的身份、所属单位以及与递信者的关系。递信者系我中队的一名干部，与毛主席颇为熟稔。他简要地介绍了男方的年龄、籍贯等信息，并表示男方是一名服务员，未曾接受过大学教育，却热爱学习，勤奋劳动，两人感情深厚，均有意步入婚姻的殿堂。

毛主席遂于报告上以铅笔批示：“同意”，落款“毛泽东”，日期“9月13日”。命人携报告离去。不久，毛主席便陷入了深切的焦虑与苦恼之中。

9月14日的午后，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传回紧急消息，告知位于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发生了一起空难，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不幸坠毁，机上八名男性乘客及一名女性乘客均不幸遇难。周恩来总理听闻后，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随即步入118厅，宣告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随后，他走出厅外，向我们透露，毛主席认为这乃是最理想的结果。

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

然而，“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他的内心深处涌动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他的抱负与信念遭受了严重的挫伤。自那以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初的几天，毛主席整夜未能合眼，除了偶尔提及“天要下雨”之外，再无其他言语。

数月来，他的精神状况堪忧，面色蜡黄，饮食与睡眠都失去了往日的规律，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愿意与警卫战士交流，甚至拒绝与任何人接触。我心中满是忧虑，不知毛主席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

1972年1月初，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平时都是主席的老秘书徐业夫通知，但那天他休息，张玉凤代理。我立即通知汪东兴和张耀祠，并报告了周恩来办公室，同时调来主席外出的大小车辆，并要求随行警卫带好长短枪和足够的弹药。

小张搀扶着毛主席走出，我注意到毛主席的着装颇为单薄，李指导员递过一件棉大衣，却被毛主席轻轻挥去。如此寒冷的天气，自八宝山归来后，毛主席便不幸卧床。随后几日，毛主席接连外出，或前往钓鱼台，或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厅，参与会议或进行交谈。已届八旬的毛主席，体力已显不支。1月13日，毛主席突然陷入休克。不久之后，毛主席再次遭遇休克。

中央高层决定组建一个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构成的主席医疗指挥小组，随后邓小平、华国锋亦加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原医疗团队得以扩充，增派了数位医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值班与照护。然而，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始终未能有所好转。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